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曾一度让孟买民众感到不满：这是丑化！但现实画卷的生活与电影无异，或是更甚。当印度和中国越加成为世界的焦点，互为邻里的这 两个古老国家，开始彼此对望：究竟，当地人们的生活呈何状态？在《印度现在——印度当代艺术展》中，我们或许能从艺术家的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作品 中，一探虚实。关于印度，你印象最深的会是什么？泰姬陵、电影《大篷车》、扭捏的歌舞、穿鼻孔露肚脐的大眼妹……这些被类型化的标志，从父辈的眼里一直流传至今。随着亚 洲力量的不断崛起，我们偶尔也从新闻中获悉，印度的IT人才占据美国硅谷的38%；印度的当代艺术已然成为各大国际拍卖行里的一匹黑马。我们开始模糊地意 识到，过去的贫民窟，正在变成世界上的百万富翁。而艺术家们手握的话语权，成为抽象透视印度现象的最佳入口。
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族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和印度的当代艺术究竟有何不同？“从创作、市场及地域划分上，印度与中国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担当此次 《印度现在》策展人之一的戴安娜（Diana Freundl），常年旅居中国，能操持一口流利的中文，并对印度有着浓厚的历史情结。13年前，她独自前往印度浦那（Puna），攻读“印度宗教学”。 对于两国文化与社会发展，戴安娜的视角较为客观。“在印度，艺术家们同样将创作目光投向社会、政治和宗教，剖析时代与城市的脉搏。”
如果说，水墨、书法等传统技艺在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来自印度教、伊斯兰教里的神像、图腾、花纹等元素，则是印度当代艺术的宠儿。“宗教始终是核心。”戴安娜认为，这是中国与印度在摄取传统文化间的一个差异。在Chitra Ganesh的《幸运者》和Schandra Singh的《迦梨》里，我们可清晰遇见两位印度艺术家对神话叙事的迷恋。前者借鉴短片《一条安达鲁狗》中著名的割眼球场面：周边是器官和内脏的狂欢，血 腥和多变的异形体洋溢出超现实主义的阴柔性与严肃氛围；后者展现迦梨这位印度教女神脆弱易变的肉体，作为一次神灵的秘密显形，艺术家抹去偶像原先史诗般的 距离感。
再提及名声，我们不得不虚荣地推荐Subodh Gupta、Jitish Kallat、Suhasini Kejriwal这样的大师级人物。Subodh Gupta最著名的系列，是借助不锈钢器皿搭建雕塑和装置，以此检验和嘲弄“另一个”发达世界中的拜金主义欲望。但可惜，此次来沪作品俱为画作。来自孟买 的Jitish Kallat，似乎更关注“中印”（Chindia）的政治、经济交流。并坦言，中国与印度同是世界的工厂。Suhasini Kejriwal的作品曾在去年的《上海当代》里露脸，她通过艳丽放纵的颜色，对伊斯兰和印度历史中的艺术图腾进行再加工。
和中国的北京、上海一样，印度本国也有艺术家最聚集的两大城市：新德里、孟买。著名艺术学府JJ School of Art，每年输出大量艺术人才，地位等同我们的“中央美院”。而两地艺术圈里的贫富差距，也遵循着全球如出一辙的生存格局：要么富得流油，要么怀才不遇到 终老。说到收藏群体，印度市场更多是自产自销。佳士得印度代表Mallika Sagar曾评道，“海外印度裔人群是印度艺术品的主要购买者，这批新贵最关注后独立时期的印度艺术家，因为他们有在西方学习和生活的经验，其作品更多融 合印度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主义。”
现在，我们可以适当把印度，从老土的记忆中抽离出来。不妨也趁此机会，全面了解一下印度的现在。
2009年7月10日-8月31日
上海当代艺术馆（MOCA）
『周末画报』 撰文 Natural
『良品周刊·平媒精选』文章由现代传播 旗下媒体提供，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到《周末画报》、《新视线》、《生活》等诸多杂志的经典文章，支持RSS订阅 与Email订阅 ，亦可通过Google Reader 、鲜果 、QQ阅读、有道 等在线阅读器获取，或在MSN直接订阅
从现在起，你也可以在饭否上关注良品杂志
记得Richard Avedon曾经说过：“如果一整天都不搞摄影，就像忽视了我做人的真谛，就像忘记睡醒一样。”艺术，即使是不同界别的艺术，高高低低好好丑丑，其实正是 做人的大大小小真谛，很多人未必敢去勇往直前抱拥此真谛，Avedon却是其中少有的一位，正因如此他绝对值得被崇拜。趁着Avedon回顾展的机会，让 我们一起来缅怀这位摄影大师。
无论你是艺术家、摇滚巨星、宇航员、政客、嬉皮士，统统不分你我地出现在空旷的素色背景前，人人平等。他直言：“人像照片从来不是临摹。情绪或事实在转化 成照片的那一刻后，早就不再是事实了，而是一种观点。照片没有不准确这回事。因此所有照片都是准确的，却没有一张是真相。”
事 业。1967年则是Avedon的丰收之年，他为甲壳虫乐队拍摄硬照及海报，其后甲壳虫乐队的唱片《The White Album》内的黑白照片亦是出自他的手笔，由此可见他在普及文化的影响力有多大。时尚影像以外，Avedon的作品亦不忘社会政治化，他曾经走到精神病 院拍照，亦游走美国西部，足足走了5年来拍摄流浪汉、年青人、矿工及牛仔等人像作品，更拍摄过反越战游行及柏林围墙倒下等时事照片，又去南方拍摄黑人争取 自由权利的运动。
最近英国霍普大学一位叫潘那派克的教授，重新定义了“拖拉”一词。字典对此解释为：顽固地延迟，是种罪孽深重的懒惰。潘教授没有修正其本意，但全盘颠覆了 “拖拉”的气质。这个被帝国主义、宗教狂热者和工业资本家利用、用以蛊惑劳动人民努力工作的负面词汇，直接蹿升为天才、与生俱来的、虽微有瑕疵却富于禅意 的正面词汇。而“新派拖拉”的始祖与代表人物，正是达·芬奇。
可在潘那派克教授看来，正是思考、恍惚、拖沓造就了达·芬奇的想象力，在那些磨磨蹭蹭的时光里，达·芬奇好像被神触摸到了额头，这是天才独享的虚幻感觉， 而那些平凡的庸人只能靠制定时间表按部就班。达·芬奇一边被“未完成”所困扰，一边又有着一根筋的完美主义，他太容易对一件事情产生兴趣，可如果有人逼 迫，他更容易厌倦。
人已中年的杨丽萍，静静地坐在对面，依然是盈盈可握的尖尖瓜子脸，人比黄花瘦，只是岁月的痕迹不可避免地爬上了她秀丽的眉眼之间。她普通话不好，又生了双 高傲超然的眼睛，“神仙姐姐”似的有冷冷的距离感，让人想起20多年前她赖以成名的《雀之灵》轻盈、洒脱的舞姿，浑身充满了艺术的灵动。
MW：整部舞剧您最偏爱的是哪个部分？
你会以貌取人吗？不要不承认，生活中大多数人包括你我在内可能都曾经以貌取人过，起码是与陌生人碰面之初，科学家认为这并不是势利小人才有的习惯，他们发 现相貌确实和人的性格之间有某种隐秘的联系。科学家认为人的相貌不但和品性有一定关联，而且相貌上还存在“光环效应”。长得好看的型男索女不只情人节收到 的礼物最多，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多是更外向开朗、身体健康等正面用词。
去年年底，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脸部宽阔（两颧骨之间的距离相对眉毛到上嘴唇之间的距离要大得多）的冰球运动员在比赛中因暴力行为被判犯规的次数更多，包括用膝盖或肘部顶人、用冰球杆打人等。
然 而这一效应有时也会起到反作用，尤其对那些长着张娃娃脸的人来说。曾获诺贝尔奖的动物行为学家Konrad Lorenz曾认为，娃娃脸特征容易引起他人的怜爱和照顾之情。心理学家Zebrowitz的研究也发现，长着娃娃脸的男孩及男人都会在他人大脑中情感的 控制中心——杏仁核激起类似的情绪反应。但长有娃娃脸的人是否就像他们看上去那样天真无邪，事实却并非如此，如美国广为人知的黑帮教父艾尔·卡彭。同 样，Zebrowitz发现，长着娃娃脸的男孩好争论，更有可能成为抱负极高、有野心的人。她把这种现象称为“自败预言效应”，即一个长着娃娃脸的男人厌 倦了别人对他的态度，于是拼命想冲破人们对他的预设期望，反而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问世92年以来，大世界被黄金荣包过，被青年宫包过，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被一层极其没腔调的绿色化学纤维从头到脚地“包”了起来。近一个世纪以来，大世界 的大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直到2003年4月全面停业之前，无论怎样改头换面，大世界那与生俱来的黑洞般的包容性，使它始终脱离不了低级趣味的本色。
不过，相对于今天的“被包”，“包容” 一向都是大世界的强项。除容留了“红嘴唇的卖淫妇”，更收容了大批不入流的江湖艺人，京戏、滩簧、沪剧、话戏、越剧、黄梅戏、滑稽、独角戏、说唱、弹词、 木偶以及魔术杂耍等等，包括尚未变成“冬皇”的孟小冬。即便是妓女，大世界容留的也是上海滩最低等、最不上台面的“淌牌”（流莺）。
洛杉矶一个星期六的清晨，只有十几个年轻设计师聚集在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的工作室。不过就算是在工作日，这个偌大的工作室也显得空空荡荡：这里的员工比去年整整少了一半。弗兰克·盖里曾希望在纽约构建一种新的建筑 模式，然而，纽约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他，让他的设想变成一次次的白日梦。这到底是盖里设计魅力的陨落，还是大都市的遗憾？
盖里为纽约的大西洋场项目倾注了6年的时间和心血。这一项目最初是想要在纽约布鲁克林建造一个商住混合型建筑群，以一个篮球馆为中心，旁边将兴建16栋高 楼，使其成为集中产阶级住宅、商业写字楼、商场、酒店以及公共绿地于一身的社区。这个计划一经提出就成为了纽约最具争议的城市改造项目。项目的反对者们以 环境保护问题为由对该项目展开多次诉讼。另外，人们也担心政府为该项目动用土地征用权会对布鲁克林居民造成巨大影响。而真正的阻碍还是来自于信用与疲软的 房地产市场。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人们提供他对纽约城市建筑的想象。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纽约的冲击。过去几年里，纽约一直勇敢地尝试改变自己在建筑界的 名声，不再将充满革新理念的建筑视为发展商、投资商和官员无法接受的怪类。人们本来也可以在纽约看到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但该设计因为资金问题而被 搁置。纽约人原本有机会可以在盖里设计的纽约时报大楼里办公，但最终纽约似乎还是没法接受标新立异的盖里。
所谓的“毕尔巴鄂”效应是指通过一座光彩夺目的文化建筑让一个地区的经济重新焕发活力，但它同时也意味着盖里今后的挑战：客户们都是冲着这样的革新力爆发而来，你要如何每一次都满足他们？弗兰克·盖里要如何跟过去的自己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