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觉得日常生活中各种“主义”的建筑枯燥乏味？比利时摄影师Filip Dujardin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他将各种相似建筑的局部照片进行拼凑从而创造出一系列崭新的极度冷静但又似乎不符合力学原理的建筑结构。然 而，透过这组匪夷所思的图片，我们似乎又可从中窥见到一丝LOT-EK﹑Simon Ungers甚至是OMA的影子——究竟虚拟来自现实还是现实来自虚拟？Q：能谈谈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吗？
A： 在做了一段时间的职业摄影师之后，我突然希望自己能设计一些建筑物。你也是可以说我是一个想成为建筑师，却没有付诸行动的人吧。我小时候就会用各种硬纸板 创造各种不同的建筑物结构，或者用乐高玩具建一座村庄。现在，我很多的工作时间都在电脑面前，使我的设计用令人信服的方法呈现出来。
Q：您如何看待现实中的建筑，这些虚拟的建筑是对现实观察的某种隐喻吗？A： 我设计这些虚拟建筑的主要目的是想要研究建筑的可塑性。与其说它们是虚拟建筑，我认为它们更像是一件雕塑作品。为了呈现超现实主义的感觉，我尝试着运用真 实建筑的那套理论，但只是将它们发挥到极度。我发现你只要稍微更改一栋传统建筑物的比例，你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它们会变成一栋抽象且没有实际用途的 大厦。
Q：您想通过这组照片启发建筑师还是其他人？
A：那并不是我的原意。我想表达的是，原来只要你改变或偏离传统的那套建筑的理论，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很多时候，人们疑惑这些设计是否可以成真，同时他们也会感到一点点害怕。不同的人看同一栋设计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和感觉，这让我觉得很有趣。
Q：在视觉呈现上，您使用了什么技术？原始素材来自于哪里？这些图像又是怎样诞生的？
A： 我做设计的第一步会先搭造一个模型。我有时候会用小时候玩的乐高玩具去搭建它们，然后我会把这些雏形拍下来，这些图就是我的初稿。然后我再用电脑把不同的 元素集合在一起。现在，我对三维科技越来越感兴趣。素材方面，我大多使用比利时的Ghent市拍的一些建筑照片。我对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旧建筑特别感 兴趣，因为这些建筑都会呈现出因年久失修而产生的光泽或颜色变化，更能显示出它们的历史感。在我的设计中，新旧的对比和外墙的融合是很重要的。同时，把设 计放在独特的空间也会让效果更强烈。
Q：您如何看待后期合成与摄影的关系？数码技术如何影响了传统摄影？A： 我觉得摄影领域因为数码技术的出现而产生了一个新趋势，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几乎全都是被处理过的。以前，摄影师们对一张照片的控制只限于拍照片的那 段时期，现在大部分的照片都着重于后期修改。很多时候，这让照片失去了自然度，变得不真实。我觉得这对观看者来说好坏参半，要看那张照片用于什么目的。例 如，从新闻的角度来看，真实度十分重要。而我的照片是艺术作品，所以我认为新闻媒体那套理论不适合用在我身上。
Q：您如何看待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A：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我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我认为互联网让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信息，很多人都依靠这些资讯来认知我们的世界。这个平行世界跟我 们的真实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但也确实带来一定程度的麻烦。对我来说，我想借助这个虚拟的媒介来制造真实的艺术品。从这个角度去想，我希望我的作品被看成一 件艺术印刷品，而不单单只是出现在网上的合成照片。
您如何想象未来的建筑？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A：现在，很多建筑都是通过电脑软件设计的，实际创造出来的完成品也非常壮观和复杂。要是没有了电脑，很多建筑设计根本无法成真。问题是，这种工作方式是满足了建筑本身的需要还是建筑师的需要？我最敬佩的，就是那些即使资源和成本有限，也能设计出引人入胜的建筑的建筑师。
『新视线』 编辑 邱正 供图 Filip Dujar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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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垃圾，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宝物。原来，那个你随手扔掉的汽水罐，还有那张过期的旧报纸，经过一番精心包装后，也能变成一件艺术品。对的，世界上就 是有这么一个人。Justin Gignac亲自到纽约街头捡垃圾，把它们放在透明盒子里，然后再珍而重之地在上面签名，还标明日子、编号。
2009年8月，
对Elliott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政治立场与姿势。“在60年代，乐与怒还是一种地下文化，音乐更是一场地下运动的重要部分，它不是独立自存， 它是反战示威运动的延续。当时的音乐人，还有他们的听众，都是反战和平爱好者。因此，当我按相机快门时，我感觉我正在帮忙宣扬这种‘反主导文化 ’（Counterculture），宣扬一种新的想法，另一种存活的态度。”
“上世纪初，Woodstock其实已经是一个小天堂。”Elliott说的Woodstock，是指距离纽约城不远、一个小于70平方公里的小镇。约 100年前，一对研究乌托邦哲学的有钱夫妇，在这个小镇，成立了美国最早的艺术与手工艺公社，不久哲学诗人Hervey White在里兴建了一座“音乐教堂”。在这样的理想主义历史背景底下，过去大半世纪，Woodstock吸引了不少艺术家、作家、诗人来到这里居住，其 中最著名的居民当然是车祸之后的Bob Dylan。音乐人也特别喜欢来这里灌录唱，曾经居住或在这里灌录唱片的音乐人还有Jimi Hendrix、Van Morrison、Ravi Shankar、David Bowie、Johnny Cash等。
当然，Bob Dylan没出现，音乐会最后亦改在附近另一个地方Bethel，虽然还是借了Woodstock的名字。对Elliott来说，Bob Dylan最后没出现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也不是坏事，因为这个音乐会的重要性，在于一次超级的集体共享经验，而不是聚焦某一歌手音乐人。
“60年代是关于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平等，譬如容让女人说，‘这是我的身体，我有权控制自己的身体 ，我有权选择堕胎’，这是很基本的人权。60年代是关于停止战争、停止杀人、停止污染世界、停止大企业偷人民的钱的年代。在更深的形而上层面，60年代象 征了一个新世纪。
如果说七巧板是曾经几代中国人童年的集体记忆，那么在国外，乐高则扮演着如此家喻户晓又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具有60年历史的玩具从未离开过孩子们的房 间，它们是想象力的启蒙，身体力行的构筑着一个又一个乌托邦。这些不安于室的小积木块正与现实世界发生着日益紧密的联系，就连美国总统也被搬进了乐高乐 园。
少 不了数万名支持他的美国民众、媒体记者、安保人员，连贩卖食物的小贩、乐队、公共厕所都有所设置。1000多个人被安放在就职典礼上，其中500个为重新 创造的人物，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物设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亲眼目睹这历史性的一刻。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的新座驾凯迪拉克一号也亮相出场。
7月，《商业周刊》总裁Keith Fax给员工发了一封信：“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公司决定为《商业周刊》探索其他战略选择。”寥寥数语背后透出深深的无奈。走过80个春秋的《商业周刊》 将以1美元的起价被拍卖？纸媒没落加上经济寒冬，让人见识了一本名牌杂志的如纸薄命。
好莱坞最喜欢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传奇罪犯浪漫化、正面化，常常容易使观众被其悲惨命运唏嘘得热泪盈眶。这到底是在说一个全民公敌的故事，还是一个大众情人 的故事？在2009年必看电影排行榜里，由迈克尔·曼导演，约翰尼·德普主演的《全民公敌》（Public Enemies）都必然名列榜单之中。当约翰尼·德普与历史上的传奇大盗约翰·狄林杰相遇，人们也相信这部电影会有血有肉、有情有泪。
在 警察的围追堵截中绝地逢生。最为传奇的是，他曾伪装成电影摄制组，为一场“银行抢劫”戏选外景地。就在狄林杰帮实施抢劫并满载战利品逃跑的时候，旁观的市 民还在旁伫立、微笑。凭着自己的智慧，他逍遥法律之外，直到联邦调查局探员梅尔文·帕维斯（克里斯蒂安·贝尔出演该角）出现，他才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被抓 捕归案。
《邦尼与克莱德》（又译为《雌雄大盗》）发生的故事背景则与《全民公敌》一样，同样是上世纪30年代，并且同样改编自真人真事。这部电影的成功之处在于， 将两位抢劫犯情侣塑造成了既浪漫又悲情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人都又混账又天真，这对情侣第一次抢劫银行，就被告知对不起你们来晚了，银行3个月前就倒闭 了。克莱德兼双性恋与性无能于一身，这样他与邦尼的爱情更加无缘无故与宿命，被朋友出卖遭遇警察伏击，雨点般的子弹将他们打成鸟窝，临死前的四目相视简直 比杰克与露丝还让人潸然泪下。
文化现象背后自然有着社会根源，犯罪片在1930年代初期形成高潮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经济大萧条——“禁酒令”、失业人数剧增、犯罪呈上升趋势、刑事案件 层出不穷。这些案件往往是报纸热衷报道的头条新闻，又成了犯罪片的主要故事来源。美国梦的破灭在犯罪片里表现得极为明显，罪犯通常是被社会摈弃的人群，被 浪漫化以后，容易让观众得到身份上的认同——在无恶不作的同时又有人情味。
每一个行当都是一座山寨，奥斯卡、诺贝尔、Billboard、胡润百富榜……都是当中有名的寨子，当然还有诸如Top 100等众多的花花肠子。自从前年一部纪录片《Helvetica》掀起一股热潮之后，原本属于小众话题的字体界似乎成为了新一季的巴黎时装发布会。如果 你是一位anti-H分子，有意无意地显示出你对Eric Gill的欣赏，兄弟们会觉得你真是一位有教养的设计师。